在这个岁末年初，一群天南海北的成都七中“云班”毕业生，线上接力合唱《干杯》的视频刷屏网络。身处五湖四海的县域学子们，曾通过互联网技术与那些全国知名的超级中学同步上课，这样的班级，被形象地称作“云班”。
迈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一根网线、一块屏幕，能否弥补教育资源的地域差距、让优质教育资源的瞬手可及？近期也有媒体报道显示，一些走样的“云班”模式正发展成昂贵的“教育生意经”，部分县域高中需投入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购买名校集团的直播服务与教辅资料，不仅县中优等生家庭被卷入其中，普通学生也陷入跟不上、学不深的困境。
技术赋能究竟是促进了公平，还是制造了新的“数字鸿沟”？数字化浪潮下，县中振兴之路如何走？在此背景下，南都记者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史丽佳及项目主任赵航。该基金会发起的“智惠园丁：乡村未来教师培养计划”项目，正探索区别于“云班地推”的另一条路径：着力于培养县域内部“关键少数”的教研力量。
对于当前热议的“云班”模式，史丽佳结合实践直言，争议点不仅在于网络基础设施与直播课价的投入，更在于该模式在落地中是否改变本地教师的角色，以及能否充分调动县中师资的积极性。
以下是南都与史丽佳、赵航的对话：
云班热是“捷径”还是“陷阱”？
别让本地教师沦为“放映员”和“纪律管理员”
南都：最近通过直播引入名校课程的“云班”模式，在县中再度火热起来，有声音认为这是振兴县中、为县域学子谋出路一条“捷径”。你们怎么看这股热度？
史丽佳：这股热潮我们很早就观察到了。我们基金会在2015年就在新疆、青海、贵州尝试过类似的“双师课堂”模式。我们不否定任何有益的探索。这个云课堂模式的初衷是很好的，我们十年前在试点项目引入云课堂的形式，同样也是希望把城市优质课程直播到偏远乡村地区的教室。
国际上也有研究显示，设计精良的双师模式能提升学生成绩。但它的成功依赖极其复杂苛刻的条件：两地课程同步、学情匹配，以及本地教师素养的协同提振。
南都：你们的试点效果如何？
史丽佳：坦率说，挑战很大。除了偏远地区网络成本高昂、两地教材与进度不同等显性问题，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核心困境是：课堂互动困难，本地教师的角色变得非常尴尬，甚至可以说被“边缘化”了。课堂的主导权切换到屏幕那端，本地的老师如果只是让他们维持纪律、播放PPT，他们的专业价值何在？职业发展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如果授课形态设计不当，一刀切地用远端名师取代本地教师，可能会压制本地教师的内生动力，影响班级的整体文化和师生关系。一旦本地教师沦为“放映员”和“纪律管理员”，他们的专业尊严和发展动力会受挫，师生之间深度的情感连接也会被削弱。
南都：但不可否认，很多县中的“云班”在提升尖子生成绩上是有成效。
史丽佳：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热度不减。但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教育的公平性。在很多县域“云班”的推广模式中，稀缺的优质名校资源只向最有潜力的少数尖子生倾斜，客观上是不是加剧了校内学情分化？县中振兴，本意是“扩容提质”，是让县域内更多孩子受益，而不是集中火力打造几个“清北苗子”。这有悖于“普惠”和“防止掐尖”的政策导向。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中等及中等偏下的孩子在“云班”授课形态中易被“边缘化”，对学生的心理和长远发展可能是一种伤害。
南都：相比“智惠园丁”聚焦“赋能教师”，“云班”更多侧重于“嫁接资源”，您认为在社会化的教育帮扶上，这二种路径如何平衡？
史丽佳：我认为不是非此即彼。理想的状态是，外部优质资源应该成为滋养本地教师的“肥料”，而非取代他们的“主角”。“云班”若想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在项目设计中兼顾学生的普惠提升与本地教师的专业成长。
如果“云班”在设计时，能充分考虑如何让本地教师通过观摩、协作、共研获得专业成长，而不仅仅是让学生看一堂好课，那它的价值会大得多。
村小镇中大量硬件设备被闲置
要坚定地把资源投向教师素养培养
南都：除了“云班”这种直播嫁接的模式争议，我们注意到国家在教育硬件上其实也投入巨大，但很多乡村学校的设备使用率却很低。
史丽佳：这正是我们启动“智惠园丁”项目最直接的动因。我们能看到，国家从2015年开始，在义务教育均衡化上投入了大量硬件设备，微机室、电脑、投影、平板……但到了许多村小、镇中，我们痛心地发现，很多设备闲置了。
南都：症结在哪，是老师们不愿意用吗？
史丽佳：设备都很好，问题是没人会用、没时间用。乡村学校普遍面临教师年龄结构偏大、跨学科教学任务繁重、系统性培训严重不足等结构性难题。
很多时候，一位镇中的老师可能要同时教语文、道德与法治，还兼班主任，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台新设备、一个新软件。设备是死的，人才是让设备活起来的关键。之前我们联合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机构的教育调研也证实，农村教师的数字素养整体是比较薄弱。
南都：这是否意味着在消除教育鸿沟的探索上，“硬件为王”的帮扶路径走不通？
史丽佳：其实我们也曾尝试过直接捐赠设备，但发现如果教师的能力跟不上，设备的使用率会非常低，最后往往被闲置。正是源于我们基金会在公益教育上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到2023年启动“智惠园丁”时，我们就彻底转变了思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坚定地把资源投入到“人”身上，投入到教师素养这个软系统上。
南都：具体是如何赋能教师？主要依托大规模培训吗？
史丽佳：我们发现，在县域教育生态里，教研员和骨干教师是“关键少数”。他们是一个县域学科教学水平的引领者。我们选择把帮扶重心放在培育县域教研力量的“自我造血”上。
我们调研过一些县，有的全县上万名老师，专职教研员可能只有三五个，甚至无法覆盖所有学科。有的教研员本身专业能力不足，导致整个县的教研活动一盘散沙。所以，我们项目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培训所有老师，而是帮助县域搭建或激活自身的教研体系。我们通过省级的协调，推动试点市县一级的教育局配齐、配强各学科教研员，组建好骨干教师这支“关键少数”的队伍。这样外请的专家团队过去后，在落地师资培训上才会有抓手。
赵航：我们创新了“陪伴式教研”模式。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真正的一线名师和高校专家，与县里的教研员、骨干教师结对，成立“名师工作室”。不是上几堂理论性的讲座就结束，而是长期在线，进行实操培训，一起备课、磨课、做课题。比如在内蒙古武川县，我们办“AI创课工坊”，让老师们现学现用平板电脑和AI工具，当场设计出融合课例来展示。这种“做中学”的效果立竿见影。
目前，我们的“智惠园丁”项目在内蒙古、贵州等地设立了25个旗县区、县区试点，成功建立了以大讲堂为基础、名师工作室为核心、教研员和校长培训为引领、特色校建设为亮点的项目模式，重塑了“教育局-校长-教研员-教师“四级联动的教研生态，组建了44个名师工作室、5个名校长工作室，开展了1500余场培训，累计受益教师超12万人。
南都：如何保证这种模式在项目资金退出后还能持续？
史丽佳：可持续的关键在于将项目融入本地的教育体系。我们推动当地教育局建立激励制度，比如教师参与培训、完成课题可以在职称评定中有相应加分设计；有的县甚至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训的会被通报。当本地教育部门真正看到师资素养提升的实效，他们也会愿意通过使用自己的常规师训经费、建立更加完善的师训制度等措施来承接和延续这件事，从而实现试点项目的有效落地。
赵航：我补充一点，教研员总体来说是当地教育部门管理的、编制在教育局的队伍，所以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是核心。比如在贵州织金县，教育局局长非常重视，不仅争取编制配齐了专职教研员，还从全县选拔优秀骨干教师担任兼职教研员，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教研网络。只有本地的“经脉”搭建并畅通了，外部的专家“血液”才能实现真正的输送进去并实现内生循环。
AI不是来抢饭碗的
而应是教师的“超级工具”
南都：AI浪潮正在改变教育模式，甚至有人预言教师会被替代。你们如何思考AI与教师的关系？
史丽佳：目前国际上的研究也是两面性的。一些美国项目显示，AI辅导能显著提升学生SAT成绩，但其成功往往与项目整体设计相关。那些项目让学生上午用AI高效学习知识，下午则专注于生活技能、社会实践。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看到的AI教育成功案例，往往是AI承担了知识传授、个性化练习等效率性工作，从而把教师的时间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多地去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情感交流和创新能力培养。这些恰恰是AI难以替代的、教育的本质部分。
所以，在“智惠园丁”项目中，我们探索的是“AI赋能教师”，而不是“AI替代教师”，核心思路是让AI首先服务于教师。基金会正在关注国内成熟的“AI数字名师”等工具，探索如何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师备课、管理，从而提升教学效率。
赵航：这一点尤其契合教育改革方向。新高考越来越注重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教师必须从“教书匠”转向“育人者”和“引导者”，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能力培养者”。对于县域教师，这个转型挑战巨大。AI恰恰可以成为他们的强大助力，例如提供虚拟实验、海量资源、智能学情分析，支持他们开展以前难以实现的探究式、项目式教学。AI不是来抢饭碗的，而是给教师送来了更先进的“超级工具”。
南都：对未来3-5年，用AI赋能县中振兴，你们最期待的场景是什么？
史丽佳：我最期待的是看到一批县域的“种子教师”和教研员真正成长起来。他们不再觉得AI、数字化是遥远、可怕的事物，而是能自信、创造性地将这些技术用于解决本地教学的真实问题，并带动周围同事共同进步。这样的教师才是县中真正、持久的“火种”。
赵航：我期待AI能帮助缩小的是“理念与能力的鸿沟”。让县里的孩子也能在他们的老师引导下，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运用最前沿的工具进行创造和探究，享受高质量、有未来的教育。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吕虹 发自北京散户配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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